这是一个激情澎湃、最真切、最具震撼力的描绘西部农村原生态生活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整整写了十二年。作者雪漠熬过了十二年呕心沥血和以泪洗面的日子。书未出版，先睹原稿者无不为西部腾格里沙漠地区农民的生活唏嘘与同情，无不为那里同胞的生生死死的挣扎落泪与思索。农民老顺一家，为了活命，为了贫瘠的观念的遗产，为了贫血的爱，为了贫苦重压下的期盼，演出一幕幕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。而奇幻的大漠风光，奇特的西部民风，鲜活沉重的生存现实，死死活活的感情纠葛，更使作品如原始森林般奇幻与凝重。这样的作品在今天已属罕见。它的出版定会引起广泛的回响。 兔鹰来的时候，是白露前后。漠黄了，草长了，兔儿正肥。焦躁了一夏的兔鹰便飞下祁连山，飞向这个叫腾格里的大沙漠。 老顺就在大沙河里支好了他的网。 网用细绳绾成，三面，插成鼎立的三足，拴一个做诱饵的鸽子。因兔儿日渐狡猾而饥肠辘辘的兔鹰便一头扎进了网。 兔鹰长着千里眼，看不见眼前三尺网。
《大漠祭》一完稿，就有朋友劝我找个名人作序。我拒绝了。一来，对时下所谓“名人”，我多视为异类。他们赖以成名的资本，我一向“随喜”的少；二来，有些名人在我心中的地位远比不上我所深爱的农民父老，后者之质朴常令我追忆叹服，而前者则徒有莫名其妙三则，人生无常，岁月无情，我的作品速朽也是极有可能的。便索性自序了。
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作家，因为我从不把自己划入时下的“作家”行列。时下不少“作家”的作品，多是些无病呻吟的玩艺儿，或卖弄一些技巧，或写些莫名其妙的文字，而老百姓的生活和饥苦，却少见触及。这样的“作家”，真叫人羞与为伍了。
我最喜欢的身份是“老百姓”。能和天下那么多朴实善良的老百姓为伍，并清醒地健康地活着，是我最大的满足。我弟弟就没这种福分：初中一毕业，他就牛一样卖起了苦力，刚二十七岁，便患病去世。糊糊涂涂来，糊糊涂涂走。来时不知谁是他，去时不知他是谁。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农民子弟甚至连初中都没法读完，就不得不子承父业了。而我，则幸运地活到了今天，幸运地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，幸运地没被铜臭和庸碌熏瞎脑袋，并幸运地由大字不识的父母勒紧腰带供了书，明白了如何做人，还能写点儿值得叫人读的文章。还有什么不知足呢？还有啥理由不趁着明白和健康多写写像我的父母那样善良的农民呢？
我仿佛从来不曾为当“作家”而写作。我只是在生活，渴而饮，饥而食。写作亦然。日日读，夜夜写，发表与否关系不大，成不成功很少考虑。需要钱时，就经商弄两个。既没打算凭写作谋金钱，也不指望借文学图高位。我只是想说话，只想说自己想说和该说的话，只想做也许是命定的也许是穷忙的事。成功呀失败呀那是上帝或命运的权力范围。我从来不想自讨没趣地去越权干预。虽也在乎发表，但不发表也没什么。既没为获奖啥的狂喜，也不因退稿之类沮丧。相较于创作，我更热衷于做一些“放生”之类的傻事，更因那些生灵由于我的“愚蠢”而延长了生存时间，或改善了生存质量而窃喜不已并乐此不疲。
欲望，倒因之淡了。
文学上，我很有自知之明，我不长于编故事。当然，也可以理解为不会，或是不屑。但在描写日常生活、写人以及生活底蕴等方面，我一向着意追求并足以自慰。因此，想从《大漠祭》中找出张牙舞爪的所谓思想和惊心动魄的离奇故事，无疑是徒劳的。但是，你要是想看呼之欲出的人物、鲜活的生活场景、扑面的生活气息、丰厚的生活底蕴……那么，你自可以翻开它。
当然，为了丰富百姓生活，这个时代非常需要一些人生产些轻松的文艺消费品，但同时，也需要有人写些实在的、甚至沉重的、直面人生的作品。
就像安徒生童话所揭示的那样：这世界，只要有穿新装的人，就需要一群“聪明”的看客，但同时，也更需要那个说真话的孩子。
生活之多样，必然决定文学之多样。
我的《大漠祭》距我希望达到的目标尚有距离，但我一直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。在小说还没动笔之前，“作者题记”就先从我心中涌出了：
“我不想当时髦作家，也无意编造离奇故事，我只想平平静静地告诉人们：我的西部农民父老就这样活着。活得很艰辛，但他们就这样活着。”
我想写的，就是一家西部农民一年的生活（一年何尝又不是百年），其构件不过就是训兔鹰、捉野免、吃山芋、喧谎儿、打狐子、劳作、偷情、吵架、捉鬼、祭神、发丧……换言之，我写的不过是生之艰辛、爱之甜蜜、病之痛苦、死之无奈而已。这无疑是些小事，但正是这些小事，构成了整个人生。我的无数农民父老就是这样活的，活得很艰辛，很无奈，也很坦然。
我的创作意图就是想平平静静告诉人们（包括现在活着的和将来出生的），在某个历史时期，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活着，曾这样很艰辛、很无奈、很坦然地活着。仅此而已。
《大漠祭》中没有中心事件，没有重大题材，没有伟大人物，没有崇高思想，只有一群艰辛生活着的农民。他们老实，愚蠢，狡猾，憨厚，可爱又可怜。我对他们有许多情绪，但惟独没有的就是“恨”。
这就是我的西部农民父老。
不了解这些，便不了解《大漠祭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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